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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次报告指出，应当进一步加强排污单位的责任，坚决打击污染防治。李干杰指出，实行排污许可证制度是贯彻落实第十九条精神、加强排污单位责任的重要措施。它也是提高环境管理效率、提高环境质量的重要制度保障。

    2018年6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国务院决定玩的污染控制完成的意见强调,加快实施排污许可证制度,实施全过程的管理对固定污染源和更加协调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证的期限根据行业、地区,全面落实企业污染责任，加强监督和处罚。2020年，排污许可证制度建设将成为固定污染源环境管理的核心系统，实现“一步到位”管理。

排污许可制度改革在生态文明建设,完成好污染防治,肩上的使命越来越重要,包含一系列重要命题,以及政府部门、不同级别的政府之间在固定污染源控制责任关系的调整,是政府与排污企业之间的监督监督内容,重大改革的方法。这将对涉及污染项目的企业、相关装备制造业、环保产业的科技发展等建设生产活动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更直接影响到该系统的最终目标——环境质量的提高。

    作为一个核心系统，我们不仅要做好系统的设计，还要做好系统的实施。特别是环境保护体制要敢于向内改革，坚决完成体制和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任务。改革任务能否如期完成，既取决于政府部门对“一证”改革的理解和决心，也取决于社会共识的确立和集体努力的推进。

    中国建立污染许可制度的努力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1988年，国家环保局制定《水污染排污许可证管理暂行办法》，发布《排污许可证试点工作通知》。1989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发布《大气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制度试点工作方案》，组织23个重点环保城市和部分省级城市开展试点工作。老一辈的环保主义者还包括要求实现污染许可证制度在空气污染预防和控制行为,预防和控制水污染法案和环境保护法,并探讨在中国建立一个先进的环保系统,发达国家已被证明是有效的。

    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许多污染许可试点项目已经实施，既有经验也有教训。总的来说,然而,排放许可的位置不清楚,企事业单位的责任对于污染控制不实现,和环保部门根据监管不当的证据,很难充分发挥管理体系的有效性。

2015年是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的转折点。当时，很多地方大面积的雾霾影响了人们的神经。企业污染物排放问题“老而难”。公众的期望和需求以及环境质量没有得到改善。同时，环境保护部还组织了4轮关于生态环境保护、反思和创新的重大创新研讨，努力理顺制度框架和管理体制，开创环境保护的新局面。

    也是在那个时候，中央计划对生态文明制度进行全面改革。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将“完善排污许可证制度”写入《关于全面深化中央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五中全会的18日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开发13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提出“改革的环境治理体系的基础建立涵盖所有固定污染源排放许可”。

    2015年9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规划》明确提出“完善排污许可证制度”。尽快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公平的企业排放许可制度，覆盖所有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证应当依法颁发。

    时任环境保护部部长陈吉宁组建了以改善环境质量为重点的改革领导小组，开始探索改革的总体思路和方向。一项基本共识是，本次改革应以排放许可制度为核心，整合各种环境管理制度，建立统一的环境管理平台，实现建设、生产、关闭等排放企业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全过程管理。实行一企业一证;执行“证书管理”;明确各方责任，加强监督，落实企业诚信守法主体责任，推动企业由被动治理向主动防范转变。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改革理念和目标，环保部领导小组开始讨论、起草、审议、修订改革文件。在借鉴国际成熟理论的基础上，结合近30年来环保管理的实践经验，领导小组开展了密集的地方研究和行业研究。经过数十轮专题讨论和多次征求意见，最终形成顶层设计草案，并提交国务院。

    2016年11月10日，国务院发布《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国办发【2016】81号文，简称“实施方案”），排污许可制度改革全面启动，历史的车轮朝着科学的、规律的、必然的方向前进。

    “实施方案”发布后，其中不少“关键词”立即牵引了人们的视线，引发关注和热议——“固定污染源环境管理的核心制度”；“整合”现有制度；“一证式”管理，“减轻企业负担”；企业要建立“排污台账”，要提交“执行报告”，要“自证守法”，等等。

改革的时间紧，任务也重——到2020年，就要完成所有行业的排污许可证发放，实现“全行业覆盖”。“实施方案”发布后，原环保部旋即发文启动了火电、造纸两个行业的改革。因为这两个行业数量众多，排放总量大，同时环境管理基础也较好，因此作为试点行业首先开始发证。这时候，多个地方试点也正在从立法、监督、实施、流域治理、行业改革等不同角度先行先试，探索建立排污许可制度的中国特色道路。

    2017年4月，原环保部成立了排污许可与总量控制办公室，将总量控制、排污权交易和排污许可三项职能归到该处室，为固定污染源基础制度的制度融合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也是环保部第一次为这个酝酿了多年的基础制度专门设立机构。

    这一年，星星之火形成了燎原之势，改革如火如荼全面展开。法律法规和技术体系的建设快马加鞭地推进。在2017年一年的时间内，原环保部部署和推动了部门规章和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的起草、筹备工作，发布了十余个行业的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发布了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等指导性文件，建立了全国统一的管理信息平台并投入使用。到年底，全国15个重点行业完成了排污许可证的发放，改革的理念也逐步深入人心。

第一年第一次集中核发排污许可证，全国各级环保部门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和辛勤的劳动。为了如期完成发证任务，企业数量众多的省市环保局连续昼夜奋战；为了保证发证质量，各地发证人员一边自己努力学习，短时间高强度的吃透改革精神和技术文件要点，一边悉心指导企业，还发挥能动性和创造力，为改革贡献出了可圈可点的地方经验样本。

    “中国排污许可”微信公众号一共发布了三十多篇介绍各地改革经验的文章，上海、河北、海南、山东、浙江、湖南、广东、四川等地不断涌现新思考、新探索和新的成效。

    基础制度改革的关键词是统筹协调。在全面推进制度框架建设这一阶段的过程中，原环保部推动了排污许可和自行监测、可行技术、环境统计、环保税的衔接，多个部门鼎力合作，打通技术障碍，共同落实了改革任务。

    管理的“归一”会促使数据的“归真”，也能让管理部门终能摸清固定污染源的底数。2018年2月，李干杰部长2018年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了“核发一个行业、清理一个行业、规范一个行业、达标排放一个行业的思路”，力争通过排污许可证的核发，解决以往长久以来我们想搞清楚而没有搞清楚的家底，以真正实现环境管理对污染源的“全覆盖”。以发证为依托的固定污染源清理工作已经开始有条不紊的推进。为了对固定污染源实现全面有效的管控，在“发一个行业清一个行业”的基础上，原环保部又及时对发证范围进行了适当调整，进一步实现了“应发尽发”和行业排污许可的“全覆盖”。

    发证过程中，全国的核发和管理队伍以及技术支持团队逐渐成熟，企业作为排污者的主体责任逐渐清晰，很多企业都根据按证执行的需要调整了自己内部的环境管理机构和管理行为，排污许可技术服务的第三方市场也蓬勃发展了起来。

    第一轮发证过后，重点行业的数量、分布、存在的问题等等，在大数据平台上呈现得前所未有的清晰，以往标准的问题，管理的漏洞，执法的短板，监测的盲区，制度之间的交叉重叠或者不相容纷纷暴露了出来。

    发现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除了在管理漏洞和盲区采取弥补措施，推动纠正和改进之外，排污许可证本身也为解决问题提供了有效的工具。比如说，越来越多的地方环保部门发现，依证监督和执法能够省时省力，也能避免不必要的争议和麻烦。越来越多的企业也发现，以往一些含糊不清、莫衷一是，或者说很难执行到位的要求，如今凭借一本排污许可证，一锤定音的得到明晰。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和公众，也开始关注排污许可制度改革，发现排污企业的信息从未如此公开、透明、详细。借助于排污许可信息公开系统，人们不仅对自己生活的环境周边有哪些类型的企业，排放哪些污染物，排放多少有了清楚的认识，更是已经开始积极利用这个平台参与监督，提供建议、意见，参与环保的共治。

万事开头难，15个污染物排放量大的重点行业完成发证工作之后，各行业排污许可制度改革已经步入正轨，有序铺开。

    2018年1月，原环保部印发《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规定了排污许可证核发程序等内容,细化了环保部门、排污单位和第三方机构的法律责任，为改革完善排污许可制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拿到全国第一张水泥行业排污许可证的山东济宁海螺水泥负责人告诉“中国排污许可”：企业的环保管理是与排污许可证的思路契合的——从源头开始控制，环保管理融入生产全过程，而不仅仅是末端控制。让他比较高兴的是，排污许可证对于守法企业是一个很大的支持。那些违法存在的、没有基本的污染治理设施的“散乱污”企业就拿不到排污许可证了，有利于遏制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恶性竞争和“逆淘汰”。

    站在企业自己的角度，“一证式”改革切实减轻了企业负担，不再做重复的申报；站在全行业的角度，他也并不担心排污许可制度的实施会增加产品的成本，因为实践已经证明：规范化、精细化的环境管理并不会导致企业负担加重，反而会节约资源、节省能耗。

当地环保局的发证人员则说，排污许可制度的改革以及目前已经推进的工作也让他们感到振奋。以往在检查企业的时候，对不同的企业，尤其是工艺复杂，排放口多的企业，他们心里很难有一个清晰的谱系。尽管环保局每天都“夜查”，到企业现场的时候也多，但是环保人员毕竟不是行业专家，搞不好也容易被企业“忽悠”。但是现在，核发排污许可证的过程，也是帮助管理人员理清楚每一个行业基本设备、工艺流程以及产排污节点的过程。而这些清晰可查的内容，包括每个企业的工艺特点，都已经载明在排污许可证上了，势必会大大提高管理的效率和透明度。另外，让他尤其感到欣慰的是，环境管理更加清晰和有依据。环保部门对企业的所有要求都将集中到这一张排污许可证上。他们将以排污许可制改革为契机，继续提升环境管理精细化水平，规范环保执法监管，严格按证监管。

    排污许可证也已经在发挥更多积极的作用。一位税务局的工作人员介绍说，排污许可制度的实施为环保税的征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已经核发了排污许可证的企业依据排污许可证的执行报告来纳税，数据清晰，方法统一，简洁高效。而还没有发证的企业在计算环保税的时候，往往存在纳税污染物、监测和计算方法难以确定等问题，给地方税收监管带来困难。因此，他强烈建议尽快推进排污许可的全覆盖。

    经过两年来的努力，排污许可制度体系已经基本成型，但是改革的任务依然艰巨。《排污许可管理条例》承载着为这项基础制度立法的重任，需要为改革的深化推进确定法律依据，铺路搭桥。除了需要进一步明确排污许可证制度的基础核心地位，制度融合的途径、渠道，还需要明确政府部门、企业和社会各界的责任。

    在以往的环保法律体系中，缺乏企业依据排污许可证排污、政府部门依据排污许可证执法和监管的依据，缺少自行监测、台账记录、执行报告的相关履责条款和落实保障——这些都需要借助排污许可的专项法规，来使得写入排污许可证的相关要求得到真正的落实。

另外，随着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继续深化，作为其中一部分的固定污染源环境管理制度改革也必将在整体的机构、职能、制度改革中理顺关系，调整到位。随着固定污染源的清理与排污许可证核发的全行业推进，下一步的工作也已经如箭在弦：落实证后监管，开拓以排污许可证为依据的“审计式”执法；统一各行业实际排放量的核算方法和考核依据，通过排污许可证建立起企事业单位的总量控制制度；让执行报告制度逐渐步入正轨，让环境管理台账作为排放“证据链”的重要一环发挥功效；进一步推进“放管服”，简化审批，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发挥市场的能动性，推动排污权交易等经济手段提高减排效率；让排污许可证真正成为固定污染源的核心基础制度，成为理顺其他各项政策制度并融合一体的一个制度“底座”。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改革的开弓没有回头箭。排污许可制度本身，不仅是被经历了工业化过程的各国验证了的科学有效的管理工具，也是我国环保事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的必然选择。是环保管理由粗放转向精细化，由“保姆式”转向法治化的结果。排污许可制改革不仅是环保管理现代化建设的一部分，也是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一部分，是整个经济社会成熟化的必经之路。更多环保及纯水处理设备资讯请关注皙全苏州网。